代孕问题主观方面的意见分析

作者:广州代孕公司  来源:http://gzxybaobei.com/  发表时间:2017-11-20  点击:99

在我国,代孕到底是可能的,还是压根就永远都“不可能”。如果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是”,也就是说其实“合法的代孕”是注定“不可能”的,那这个案件人们忧心的或者好奇的问题其实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因为无论怎么判,都是“绝后”。那把胚胎判给老人们,除了带来点心理上的宽慰可能也别无它用。

 

具体而言,现在阻止我国代孕合法化的不是客观上医学技术达不到,而是这项技术似乎会在主观上对人来说带来极大的心理不适感或者说人伦情理冲突。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取消第三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医疗机构禁止临床应用…或者存在重大伦理问题(如克隆治疗技术、代孕技术)”。似乎国家卫计委之所以严禁任何医疗机构临床应用代孕技术正是因为该技术存在严重伦理问题或者说于情感上对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冲击。然而,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中记录了确切的代孕技术存在的具体的伦理问题或情感冲击问题。故而下文,我们将首先细致探讨阻碍代孕合法化的可能存在的主观方面的问题,并探讨这些问题究竟是成立还是不成立。

 

如果说在主观方面并不存在严重的合法化阻碍,甚至存在支持合法化的正当理由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更进一步的考察,作为一项“制度”或者说“选择”的合法代孕在我国是否是可以允许的。我们应当意识到代孕的放开是一个“制度”层面放开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一次两次”问题,因为它面向的是人群而不是一个两个个体(这一点在下文还会更详细的说明)。 而对于一项制度选择来说,很重要的当属利弊计算与权衡,故而我们将细致的探讨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与其代价。

 

如果说前置问题的研究让我们最后发现代孕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注定不可能的选择(只不过是一个代价或许有些大的选择),那么下面我们就要探讨这种制度应该如何建设,或者说在哪些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做出“代孕”好于“绝后”。具体而言,我们可能需要回答对于哪些主体来说代孕是可以被允许的?是只允许志愿代孕还是说商业代孕也应当被允许?等等问题。不过限于篇幅及时间限制,本文主要探讨前置问题,也就是“合法的代孕在我国是不是可能的”这个问题。

 

遗憾的是,对于上述这些问题,作为法律人最引以为豪或最为熟练的法教义学本领显得有些没有着力点。或许,如要要回答这个胚胎到底应不应当判给两位老人这个问题,如法院和许多法学家们尝试的那样,还可以尝试从多个维度进行法教义学的分析,最终得出将胚胎判给两位老人的结论。

 

可是,如果要回答“合法的代孕是不是注定不可能”这个问题,由于不可能以假定现行法律全部正确或不会变化为前提(而这正是法教义学开展的必要条件),还必须要从立法的视角而非司法的视角去思考(而法教义学是面向司法而非面向立法的),故而,想要运用发教义学分析就得出漂亮的结论似乎是难以操作的。故而我们可能不得不借用更宽广的学科视角。

 

代孕的主观方面研究

 

代孕到底在主观方面存在哪些合法化障碍呢?广州代孕公司的下文,我们将尝试从代孕需求方、代孕母亲和代孕婴儿三个角度去探寻代孕可能存在的人伦情理问题,并且探讨这些问题到底足不足以成为代孕合法化的主观方面障碍。

 

(一)代孕需求方角度分析

 

对代孕需求方而言,最大的心结可能莫过于“我的孩子不是我/我妻子生的”。无可争议的,夫妻的结合让妻子十月怀胎,最终诞下共同的结晶,延续共同的血肉后代,自然是最和美的愿景。但问题就出在,如果因为某一因素,使得这个美好的期愿无法达成的时候,我们是否能接受“我的孩子不是我生的”,从而实现我们可能认为更为重要的东西,例如传宗接代、延续基因,或是为人父母、养育后代的权利?

 

其实,如果回顾中国传统社会的习俗,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很早就已经对这一观念做了不同程度上的妥协让步。

 

首先是过继。在古代社会,过继是指自己没有孩子,收养同宗之子为后嗣,是传统宗族观念中的一种收养行为。并且,出于男尊女卑的夫权社会观念的影响,过继大多是从父系的宗族中,收养一位子女以维持祭祀香火或男性继承人。也就是说,过继的孩子,并没有养父母任何一方纯粹的基因,而最多是与养父一方有亲缘的关系。

 

其次是纳妾,一说古代中国娶妾是因为正室不能生育,传统上有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妻子如未能生育,害怕丈夫绝后,妻子为了维持自己在夫家的地位,所以才出此下策。晋朝时,有人名张硕,“妻无子,娶妾”。虽然纳妾后来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男人为了满足欲念的行为,但正妻不能生育,纳妾以传宗接代却一直是男子纳妾的理由之一。相比于过继,纳妾已经更近了一步,因为纳妾所生育的孩子,虽然依然没有妻子的基因,但至少已经有了纯粹的来自于丈夫的基因。

 

过继与纳妾的社会习俗已经说明,在夫妻双方难以生育自己的孩子的情况下,为了传宗接代或者养儿防老,人们可以接受一个不是或者不完全流淌着夫妻双方的血液,并且不是妻子所生的孩子作为自己的子女。而如今,代孕技术已经完全允许让我们做到,孩子的基因完全来自于夫妻双方,只不过是借用了一个其他女性的子宫,也就是最后得到的是一个完全流淌着夫妻双方血液的孩子,只不过不是妻子所生罢了。举重明轻,如果社会上千百年来已经接受了过继与纳妾,那也理应给代孕一定包容的空间。

 

当然,反对者可以辩驳,只有在延续后代的意愿足够强烈的情况下,人们才能去接受一个不是我/我妻子生的子女,而现代社会,随着观念的开放与养老保障制度的健全,这一意愿已经越来越弱。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的是“接受代孕”并不意味着每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妻都必须去通过代孕来延续后代,而去寻求代孕服务的夫妻必然出于种种原因有着对延续后代的强烈愿望。

 

(二)代孕母亲角度分析

 

代孕技术中代孕母亲的出现,将女性的生殖功能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当“生殖”被强调时,不同的人群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联想。支持者认为,女性通过利用自己的生殖能力,充分实现其价值,和其他利用脑力、体力的工作一样,是“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获得酬劳”,是女性生殖自主权的体现,反映的是这个时代的进步与开放;反对者则认为,代孕将女性物化了,代孕母亲成为了某一种实现目的的工具与手段,变成了冷冰冰的“物”,剥离了其生而为人的情感,而这无疑贬低了代孕母亲的人格尊严。如果我们更细致的考察一下反对者的观点的话,可以发现反对者的观点大致有二:一是代孕母亲被“工具化”了,二是代孕母亲与代孕胎儿存在“情感异化”。以下分别加以探讨。

 

对于“代孕母亲被工具化”这种反对者的观点,其依据可能是康德的著名论断“决不把人这个主体单纯用作手段,若非同时把它用作目的。”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或工具。如果代孕女性仅仅被当做了工具,那么这种行为就违背了上述的“绝对命令”原则。可是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代孕女性还是代孕需求方的认知当中,都不单纯的将代孕女性作为一种工具来看待,双方在代孕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在寻求自身目的的实现。

 

从代孕女性的角度而言,她们并不会仅仅把自己当做生殖工具,她们在实现代孕需求方拥有后代的目的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实现了自己的目的。美国精神病学家菲利普·帕克曾在1983年对125名潜在的代孕女性进行访谈,研究她们的代孕动机,他认为,女性是否替人代孕主要权衡三种因素:(1)她们对钱的欲望和需求;(2)她们对怀孕的享受和欲望;(3)她们认为放弃婴儿利大于弊。其中,89%的女性认为,报酬是替人代孕的主要考量因素和必要条件。

 

这一研究结果说明了,第一,报酬并非是替人代孕的充分和全部条件,因为并非百分之百的女性都认为报酬的必要条件,即便这么认为的女性,也仅仅是将其作为主要考量因素而非全部原因,其他两个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考量;第二,即便女性不可否认的主要是为了报酬的而去从事代孕,通过商业代孕以获得经济利益,和通过利他代孕获得精神利益一样,都是达成了代孕女性自身的目的。

 

因此,从代孕母亲的认知出发,她们并不仅仅是被动的被当做了工具,其实也在代孕过程中主动追求者自身的价值与目的。

 

从代孕需求方的角度而言,他们通过代孕母亲妊娠分娩了自己的后代,是否会将代孕女性仅仅视为生殖工具呢?菲奥娜·麦卡勒姆等通过对代孕需求方的实证研究支出,代孕需求方与代孕女性无论通过商业代孕或者是通过利他性代孕而建立起了联系,一旦双方进入代孕安排,大多还是会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例如,代孕需求方的妻子常常会陪着代孕女性做产前检查,或者是在代孕结束后保持良好的关系。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这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的代孕市场,在中国,代孕制度尚未建立,代孕市场依然处于混沌而灰色的状态的情况下,上述现象鲜少出现,并且考虑到种种因素,许多代孕需求方甚至会要求在代孕结束后切断与代孕女性的一切联系,尽量避免代孕婴孩与其孕母再见面的所有可能性。但是,即便我们仅仅从保障代孕成功的角度出发,代孕需求方也应当尊重代孕女性,善意的、正确的对待她们,换言之,通常而言,代孕需求方也不会仅仅是将她们作为一个生殖工具。

 

以上我们已经说明“代孕母亲被‘工具化’”的观点无论是从代孕女性的方面还是从代孕需求方的方面来看都并不成立,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代孕母亲与代孕胎儿存在‘情感异化’”这种观点是否是成立的。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代孕女性在妊娠过程中不能真正自由、自觉地发展与腹中胎儿的感情联系,因此代孕剥夺了她们的情感自由,使代孕女性“情感异化”。不过,有研究表明,代孕女性可能会“自我客体化”。

 

·齐尓和范·尼克尔克对代孕女性的心理研究显示,代孕女性会自我暗示“我不认为代孕婴儿是我的”、“代孕婴儿不是我的,我仅仅是怀孕、分娩他/她”、“我像是一个‘旅馆’”等,通过强调代孕婴孩是代孕需求方遗传物质的结合物,与代孕女性自身没有遗传关系,而是一种合作生殖的关系,来或多或少地抑制他们对腹中胎儿的情感递增为母爱情感。这是一种代孕母亲自然而然所形成的的自我保护,以避免分娩后,与代孕婴儿产生难以分割的亲情,减轻分离的痛苦。需要与上述工具化的问题略作区分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代孕妇女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工具化了,但是,代孕妇女是在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同时将自己视为工具,而并非仅仅将自己视为工具。

 

不过,虽然这种大脑自然而然形成的“自我客体化”的保护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辩驳了代孕女性“情感异化”的观点,我们却必须承认,代孕妇女在妊娠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与代孕婴儿产生了某种感情上的联系,也因此无法避免的遭受了与代孕婴儿分离的痛苦折磨。美国著名的Baby M案中,代孕母亲Mary Berth出于亲情,企图留住代孕婴儿,甚至不惜采取了一系列威胁自杀、带着代孕婴儿潜逃的极端行为,足以反映与孩子分离会给代孕母亲带来的难以摹状的痛苦。美国新泽西州高等法院虽然将孩子的监护权最终判给了寻求代孕服务的Stern夫妇,强制终断了代孕母亲Mary的亲权,但同时也宣判代孕协议因违反供需良俗而无效。因此,在“情感异化”这一问题上,代孕的支持者似乎没有办法完全反驳反对者的主张,这也就引导我们去思考,我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代孕?

 

究其根本,代孕劳动与一般劳动的区别,实际上在于:前者的劳动产品是人,而后者的劳动产品是物。物是可以为劳动者所有或者未雇主所有,可以从劳动者那里分离,可以进行商品交易;但代孕婴儿与代孕女性的分离实质是代孕女性放弃亲权和监护权,将代运婴儿交由代孕需求方养育,然而代孕婴儿依然是一个独立的人,不能像物品一样为代孕需求方所有,更不能像上那样进行交易,否则是买卖婴儿。

 

所以,生殖劳动是一种特殊的劳动,不能等同于一般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弃亲权是处于代孕母亲的“自愿”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她所承受的、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避免的“感情异化”一个更易于接受的理由。从这一点来看,澳大利亚、 美国等国家的制度所设计的“犹豫期”是合理的,即在代孕母亲分娩以后,给其一段时间的“犹豫期”考虑是否放弃婴儿;即使他们在此之前已经决定放弃,也给他们一个“修改机会”,如果她们后悔放弃代孕婴儿,可以收回当初的承诺。

 

综上而言,代孕虽然并非就绝对地将女性“物化”、“工具化”了,但是其给女性带来的“情感的异化”,也就是其与代孕婴儿分离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血肉割离的痛苦,却是从伦理角度难以解释与接纳的。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更应该尊重代孕女性的“自愿选择”,只有完全基于代孕女性的自愿而放弃了其对代孕婴儿的亲权,才能缓解“情感异化”带来的伦理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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